为了对国内数字教材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本文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为检索平台获取文献数据，利用关键词进行检索：关键词 = 数字教材OR数字化教材OR教材数字化；检索时间为：2000年1月1日至2024年8月12日。对检索结果进行逐条阅读分析，将所选文献中关联较小的会议报告、专栏介绍等加以筛除，共收集到有效样本文献242条，以“Refworks”格式导出数据，用于后续分析。

为了对文献进行梳理研究，利用知识图谱可视化软件CiteSpace 6.2版本对所选文献的发表年份、作者、作者机构、关键词等重要信息进行分析，了解近20多年的数字教材研究文献的热点变化、重要节点与前沿演变等状况。

可以用文献的出版时间和年度发文量来衡量研究热度 [6] ，对中国知网2000年以来的数字教材的年度发文量进行统计，如 图1 所示。

从 图1 可以看出，国内对数字教材的研究可以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萌芽阶段、探索阶段和发展阶段。2000~2011年为萌芽阶段，每年发文数量不超过2篇，甚至有4个年份没有发表文献。2012~2020年为探索阶段，每年发文量在7至20篇之间，随着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数字教材逐渐引起学者和出版社的关注。2021年开始为发展阶段，每年发文量超过20篇(其中2024的发文量为截至当年8月12日的数据)，呈逐渐增多态势，出现了数字教材研究的热潮，影响了数字教育与教学改革。

文献作者是科研主体，可以通过作者的可视化分析了解数字教材研究的核心人员及其之间的合作关系 [7] 。数字教材研究方面发文量较多的作者如 表1 所示。共有5名作者发文量在4篇以上，另有7名作者发文量为3篇，发文量最多的为首都师范大学信息工程学院的孙众教授，达到5篇。

数字教材研究方面的作者合作关系如 图2 所示，包括292个结点，175条连线，密度0.0041。图中结点越大，意味着发文量越多。根据结点之间的连线关系可以看出，各作者之间联系的紧密度较为一般，意味着合作不甚密切，其中与孙众合作的作者有3位。各研究团队之间应当加强合作，共同促进数字教材研究的深入。

作者所在机构的论文发表数量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机构在发文领域的研究水平和能力 [8] 。在数字教材研究方面发文量较多的研究机构如 表2 所示。共有9个机构发文数量在4篇或以上，另有3个机构发文量为3篇。对原始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可对同一机构进行合并，结果为：人民教育出版社发文数量为19篇，高等教育出版社发文数量为8篇。由此可知，出版机构对数字教材最为重视，是推动数字教材建设的重要力量。在高等学校中，师范类院校，比如首都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对数字教材的研究较为深入，其原因在于师范类专业教师对新兴的教育技术更加重视和敏感。

数字教材研究方面的机构合作关系如 图3 所示，包括223个结点，94条连线，密度0.0038。图中结点越大，意味着发文量越多。根据结点之间的连线关系可以看出，各机构之间联系的紧密度较为一般。

关键词是文献研究的主题，可以高度概括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能够反映研究热点 [5] 。关于数字教材研究文献的关键词情况如 表3 所示。共有7个关键词出现频次在6次或以上，“数字教材”这一关键词出现频次最多，达到129次。

数字教材研究文献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如4所示，包括313个结点，590条连线，密度0.0121。图中结点越大，意味着关键词出现的频率越高。由 图4 可知，关键词能够按紧密的网状结构分布，零散的节点较少，这表示我国对数字教材的研究已经有了较为完整的框架。

数字教材研究文献的关键词的时间轴视图如 图5 所示，其中垂直轴表示聚类标签，水平轴表示关键词出现的年份。由 图5 可以发现：2012年左右发表的论文出现较多聚类，说明该时期对数字教材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初步形成了较为集中的研究方向。

数字教材研究文献的关键词的突现统计如 图6 所示，共有25个突现关键词。突现强度较大的有2013年出现的“学习资源”，但持续时间较短，结合同时期的“资源整合”等关键词，可以得到结论：在数字教材研究早期，即探索阶段，更多地把其作为一种学习资源；2022年出现了关键词“教材管理”“教材审核”，这意味着国家开始重视数字教材的管理；此外，“人工智能”“教育生态”“教学变革”等关键词表示：数字教材不仅是一种学习资源，更是能促进教学改革的一种数字技术，值得教师和教学研究人员重视和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