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婧*，孔仪然*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重庆
收稿日期：2016年7月25日；录用日期：2016年8月13日；发布日期：2016年8月16日
目的：探讨初中生受欺负、抑郁、自尊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自尊在初中生受欺负和抑郁之间的中介效应。方法：采用儿童欺负问卷(中学版)、自尊量表(SES)和儿童抑郁调查量表(CDI)，对银川市400名初一年级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将调查数据输入SPSS进行处理，研究受欺负、自尊和抑郁三者的关系。结果：受欺负与抑郁呈现显著正相关(p < 0.01)；受欺负与自尊之间呈显著负相关(p < 0.01)；抑郁与自尊呈显著负相关(p < 0.01)。自尊在受欺负与抑郁之间有部分中介效应。初中生受欺负程度对抑郁有预测作用。结论：自尊在受欺负和抑郁间有部分中介作用，受欺负通过自尊的部分中介效应对抑郁产生作用。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esteem on relationships between victimization and depression among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Methods: A total of 400 pupils of grade one from middle school were investigated by using Olweus’ Bully/Victim Questionnaire (middle school edition), Self-Esteem Scale (SES) and Children’s Depression Inventory (CDI). All the data were analyzed with SPSS. And we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depression, self-esteem and victi-mization. Result: There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victimization and depression (p < 0.01); victimization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elf-esteem (p < 0.01); and the degree of self-esteem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at of depression (p < 0.01). The self-esteem partly mediated the path of victimization to depression. The victimization could predict depression and self-esteem. Conclusion: Self-esteem was a significant partly mediator between victimization and depression. Victimization could influence depression significantly through self-esteem as a partly mediator.
李亚婧*，孔仪然*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重庆
收稿日期：2016年7月25日；录用日期：2016年8月13日；发布日期：2016年8月16日
目的：探讨初中生受欺负、抑郁、自尊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自尊在初中生受欺负和抑郁之间的中介效应。方法：采用儿童欺负问卷(中学版)、自尊量表(SES)和儿童抑郁调查量表(CDI)，对银川市400名初一年级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将调查数据输入SPSS进行处理，研究受欺负、自尊和抑郁三者的关系。结果：受欺负与抑郁呈现显著正相关(p < 0.01)；受欺负与自尊之间呈显著负相关(p < 0.01)；抑郁与自尊呈显著负相关(p < 0.01)。自尊在受欺负与抑郁之间有部分中介效应。初中生受欺负程度对抑郁有预测作用。结论：自尊在受欺负和抑郁间有部分中介作用，受欺负通过自尊的部分中介效应对抑郁产生作用。
关键词 :受欺负，自尊，抑郁，中介效应
“受欺负”是指个体较长一段时间内重复遭受来自另外一个或几个同伴的消极行为或伤害的现象 (Olweus, 2001) 。中小学阶段是欺负发生相对频繁的一个时期，在这一阶段，学生们年龄小，正处于生长发育期，各方面的认知水平有限，对问题的解决能力有限，自我约束性差，欺负行为多发。 Whitney和Smith (1993) 取样了英国大约7000名中小学生，研究了校园欺负行为的状况。结果发现，大约有10%和27%的中、小学儿童“一学期至少一次”受过欺负。 Genta和Menesini等(1996) 发现意大利中小学生中，受欺负者约占29%，欺负者占8%。2001年，张文新开始了关于中小学生的欺负问题及其干预的研究课题。运用修订过的Olweus欺负行为问卷对山东和河北的10所小学和9所初中抽取被试9200余名学生做了调查，结果发现大约有25%的学生中存在欺负行为，初中阶段保持在2.1%~3.1%之间。欺负行为的性别差异在许多研究中都有发现。不论是欺负者还是受欺负者，男生人数均高于女生。就欺负类型而言， Rivers和Smith (1994) 调查表明，男生主要是直接身体欺负，女生多使用间接欺负；就态度而言，女生对待欺负问题的态度比男生更为积极，他们更为同情和更愿意帮助欺负者 (Menesini, Eslea, Smith, Genta, Giannetti et al., 1997) 。
大量研究表明，无论是身体的、言语的受欺负以及关系受欺负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情绪、社会适应、学业等方面都有消极影响 (Ballard, Tucky, & Remley, 1999; Nansel et al., 2001; Juvonen, Nishina, & Graham, 2000; Storch & Masia, 2004; Aluede, Adeleke, Omoike, & Afen-Akpaida, 2008) 。 Hawker 和 Boulton (2000) 对1977年~1997年这二十年关于受欺负与心理适应不良进行了元分析研究，发现受欺负与抑郁相关最强，受欺负会显著提高个体的抑郁水平 (Hawker & Boulton, 2000; Hanish & Nancy, 2002; 李海垒，张文新，于凤杰，2012；胡阳，范翠，张凤娟等，2014) ，进而会影响个体的自我的感觉、人际交往，给个体带来不良后果 (Dozois & Dobson, 2004) ，甚至会出现自残 (Barker, Arseneault, Fontaine, & Maughan, 2008) 、自杀 (Herba et al., 2008; 黎亚军，2016) 等行为。与此同时，抑郁的儿童表现出的缺乏社交机能，可能增加了被同伴拒绝和欺负的风险 (Snyder et al., 2003) 。他们的这种逃避、退缩行为恰恰强化了欺负者的欺负行为，使欺负者体验到一种力量感，从而使欺负事件成为一种恶性循环，周而复始，给受欺负者的身心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
心理学研究者一贯把低自尊置于抑郁的中心位置，众多研究证实自尊对抑郁显著相关，低自尊对抑郁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蔡华俭, 2003; 黄越，魏铭，2013) 。低自尊增加了触发抑郁的危险性，低自尊个体更容易在负性生活事件的作用下产生抑郁，而高自尊则是抑郁的一种保护性因素，能够缓冲负性事件诱发抑郁的可能性 (Southall & Roberts, 2002) 。关于受欺负与自尊的研究国内外存在两种分歧，一种认为，受欺负者由于受到伤害并得不到同伴的支持，通常有较低的自尊，自卑感强烈，反复的受欺负会严重削弱其自尊心 (Austin & Joseph, 1996; Callaghan & Joseph, 1995; Mynard & Joseph, 1997)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无论欺负者还是受欺负者均存在低自尊的现象 (张文新，谷传华等，2000；王丽萍，2012；刘丽琼，朱海研，熊晓等，2013) 。近些年的相关研究也发现，经常欺负他人的儿童心理上也很压抑。
综上所述，受欺负的现象在我国是普遍存在的，在受欺负对中学生身心健康的影响中，自尊和抑郁是不可忽视的两个方面，受欺负对自尊和抑郁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影响，因此自尊和抑郁应作为研究目标。前人的研究也分别探讨过受欺负与抑郁、受欺负与自尊的关系，但研究较少，且缺乏中学生的受欺负行为、自尊、抑郁三者关系的研究。因此，本研究将从中学生受欺负的现状为着手点，进一步探讨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自尊是否在二者之间具有中介作用。使学校管理部门、家长以及老师了解受欺负、自尊和抑郁的现实状况，并引起重视。为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辅导工作，促进中学生心理健康的发展提供一定的依据。
本研究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选取的被试为银川市三所不同中学的400名初一学生，年龄在范围在11~13岁，母语为汉语，无阅读障碍。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373份，回收率为93.25%；其中有效问卷350份，有效率为93.8%。被试的具体情况见下表1。
儿童欺负问卷(中学版)采用 张文新等人(1999) 根据Olweus修订的中文版的儿童欺负问卷(初中版)对初中生进行施测。修订后初中版包括56个项目。其中，4个维度所包含的项目数分别是：I关于朋友(初中版4个问题)；II关于直接受欺负(初中版11个问题)；III关于欺负他人(初中版9个问题)；IV儿童对欺负的态度(初中版9个问题)。初中版除了以上4个维度以外，还包括其他23个项目。各维度Cronbach α
| 变量 | 类别 | 人数 | 百分比(%) |
|---|---|---|---|
| 性别 | 男 | 180 | 51.4% |
| 女 | 170 | 48.6% | |
| 民族 | 汉族 | 156 | 44.6% |
| 回族 | 176 | 50.3% | |
| 其他 | 18 | 5.1% |
表1. 被试的分布情况
系数在0.61~0.82之间，分半信度在0.62~0.80之间，说明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和分半信度都比较高。重测信度系数在0.55~0.78之间，达到了显著水平,表明量表具有较高的稳定性信度。参照受欺负初中生划分标准，学生在受欺负类型的6个题目中任一个题目得分大于或等于2，即为受欺负者。由于在研究中着重关注受欺负的群体，因此选取了问卷中关于朋友和直接受欺负两个维度进行探讨，共包括15个项目。
自尊量表(Self-esteem Scale) 由Rosenberg于1965年编制，最初是用来评定青少年关于自我价值和自我接纳的总体感受，评定的是整体自尊。量表由10个条目组成，分四级评分，从“非常符合”到“很不符合”分别评为，“ 1 ” 分到“ 4 ” 分。总分值越高，说明自尊水平越高。我国学者王萍、高华等(1998)对SES进行信效度检验，SES各条目与总分的平均相关系数为0.481，分半信度系数为0.959，重测信度系数为0.781，临床证明该量表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但国内有学者建议考虑到中西方文化差异，将题目8由原来的反向计分改为正向计分，可以提高量表的鉴别度，提升量表的信效度。因此本研究采用将第8题正向计分的统计方式。经检验，本研究中该量表的信度为0.859。
儿童抑郁调查量表，采用Kovacs于1992年编制的评价儿童(7~17岁)抑郁症状的儿童抑郁调查量表(Children’s Depression Inventory, CDI)的中文版 (Kovacs, 1992) 。该量表包括27个题项，用于测量抑郁的不同症状，如睡眠困难、胃口不好、自杀意念等。每个题项由关于同一内容的三个描述句组成，这三个描述分别反映了正常反应、中度抑郁症状和严重抑郁症状，分别记为0分、1分、2分，总分0~54分。要求被测试者选择其中一个最符合自己情况的陈述。计算每个儿童在27个题项上的总分，分数越高，表明抑郁症状越严重。这一工具被广泛用于儿童抑郁的评定，总体上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CDI中文版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 α系数为0.88，间隔1个月的重测皮尔逊相关r = 0.81 (p < 0.001),平均组内相关系数为0.89 (吴文峰，卢永彪，谭芙蓉，姚树桥，2010) 。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94。
测试主试为受过严格训练的心理学本科生，调查在征得学校和被选取班级同意后进行。施测前，主试告诉被试本问卷为匿名调查，数据仅用于科学研究，内容严格保密，请被试认真、独立的按照说明作答。被试首先完成基本信息的填写，然后依次完成受欺负、抑郁和自尊的测试，整个测试需时间约10~15分钟。测试采取整班集体测试、当场收回问卷的方式收集数据。
运用SPSS 22.0对数据进行处理，主要采用描述性统计、t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
从儿童欺负问卷中挑选出11道有关受欺负的问题，在选项中有任一题目选择“受过欺负”的选项，就划为受欺负者，受欺负者有170人，其比率为48.6%，选择“每周一次”和“一周好几次”选项的，划分为严重受欺负者，严重受欺负者有91人，其比率为26%。
对被调查的350名学生男女受欺负程度进行检验，可以看出，男女受欺负程度存在显著差异(p < 0.01)，男生受欺负的程度显著高于女生。抑郁和自尊在性别上并没有显著差异(见表2)。
通过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见表3)，受欺负与抑郁呈现显著正相关(p < 0.01)；受欺负与自尊之间呈显著负相关(p < 0.01)；抑郁与自尊呈显著负相关(p < 0.01)，这说明受欺负与自尊及抑郁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
前面结果已显示，受欺负、自尊与抑郁三者均有显著的相关，满足中介效应的前提条件。采用 温忠麟等(2005) 提出的三步回归分析法，分别对抑郁(y)和受欺负(x)，自尊(u)和受欺负(x)，抑郁(y)对受欺负(x)和自尊(u)三组变量依次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见表4)，由复相关系数R可以看出，抑郁与受欺负程度、自尊与受欺负程度、抑郁与受欺负程度和自尊都存在着较高的线性关系。根据判定系数R2，说明自变量“受欺负程度”可以解释因变量“抑郁”变异的45.1%，拟合较好；自变量“受欺负程度”可以解释因变量“自尊”变异的33%，拟合一般；自变量“受欺负程度”和“自尊”可以解释因变量“抑郁”变异的67.7%，拟合良好。三组回归检验F值都十分显著(p < 0.01)，说明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线性关系是显著的，可以建立回归方程。
| 性别 | 受欺负 | 抑郁 | 自尊 | |||
|---|---|---|---|---|---|---|
| M ± SD | t | M ± SD | t | M ± SD | t | |
| 男 (n = 180) | 2.83 ± 1.787 | 3.821** | 13.91 ± 9.112 | 2.219 | 29.78 ± 5.801 | −1.925 |
| 女 (n = 170) | 2.14 ± 1.602 | 11.88 ± 7.915 | 30.95 ± 5.551 | |||
表2. 受欺负、抑郁和自尊的性别差异
注：**p < 0.01
| 受欺负 | 抑郁 | 自尊 | |
|---|---|---|---|
| 受欺负 | 1.000 | ||
| 抑郁 | 0.672** | 1.000 | |
| 自尊 | −0.575** | −0.774** | 1.000 |
表3. 受欺负、抑郁、自尊的相关
注：**p < 0.01
| 自变量 | 因变量 | R | R2 | F | |
|---|---|---|---|---|---|
| 第一步 | 受欺负 | 抑郁 | 0.672 | 0.451 | 286.160** |
| 第二部 | 受欺负 | 自尊 | 0.575 | 0.339 | 171.546** |
| 第三步 | 受欺负 | 抑郁 | 0.823 | 0.677 | 362.861** |
| 自尊 |
表4. 自尊在受欺负和抑郁间的中介效应(1)
注：**p < 0.01
建立回归检验的方程(见表5)，由于前三个t检验都是显著的，所以自尊的中介效应显著。第四个t检验也是显著的，且抑郁对受欺负的标准回归系数由中介变量引入前的0.672下降到了中介变量引入后的0.339，说明自尊在受欺负和抑郁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见图1)。中介效应与总效应之比为0.496，直接效应与总效应之比为0.504，即受欺负对抑郁的效应中，有50.4%是直接效应，另外的49.6%是通过中介变量自尊对抑郁产生影响的。采用Sobel test再次验证自尊的中介效应，也显示自尊在受欺负和抑郁间的中介效应十分显著(z = 3.726, p < 0.01)。
为进一步探测初中生受欺负对抑郁的预测程度，以初中生受欺负作为自变量或预测变量，以抑郁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见表6)。
结果显示初中生受欺负对抑郁程度有显著的预测作用，根据判定系数R2，说明预测变量“受欺负程度”可以解释“抑郁”变异的45.1%，说明初中生受欺负对抑郁有预测作用。
欺负现象在国内外中小学校园中普遍存在。一项跨国研究发现，9%~54%的中学生曾被卷入欺负行
图1. 自尊在受欺负和抑郁间的中介效应
| 标准化回归方程 | 回归系数检验 | ||
|---|---|---|---|
| 第一步 | y = 0.672x | SE = 0.197 | t = 16.916** |
| 第二步 | u = −0.575x | SE = 0.144 | t = −13.098** |
| 第三步 | y = −0.580u | SE = 0.056 | t = −15.546** |
| +0.339x | SE = 0.185 | t = 9.074** | |
表5. 自尊(u)在受欺负(x)和抑郁(y)间的中介效应(2)
注：SE表示标准误，**p < 0.01
| 预测变量 | 因变量 | R2 | B | β | F | t |
|---|---|---|---|---|---|---|
| 受欺负 | 抑郁 | 0.451 | 3.334 | 0.672 | 286.160** | 16.916** |
表6. 受欺负对抑郁的回归分析
注：**p < 0.01
为 (Nansel, Craigw, & Overpeck et al., 2004) 在美国有17%的中小学生被欺负 (Nansel, Overpeck, Pilla et al., 2001) 。国内学者 张文新(2002) 研究表明，在我国中小学生受欺负者和严重受欺负者所占的比例分别是22.2%和13.4%。本研究被试中受欺负者比率与张文新的研究有差距，受欺负者比率则明显高于张文新的研究。
尽管研究者对受欺负的定义和采用的测查方法不尽相同，并且在不同文化中儿童受欺负发生的程度与范围也存在差异，但已有的研究结果己充分表明，不管在西方还是东方，几乎在所有的被调查过的文化中欺负都具有很高的发生率。这进一步表明在小学生中欺负问题是一个普遍存在、应当引起老师、家长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的问题。
关于儿童受欺负问题中的性别差异，以往研究结果之间存在一定差异。有的研究报告，男孩比女孩更多地卷入受欺负事件 (王美芳，张文新，2002; Schwartz, Chang, & Farver, 2001) ；但也有研究表明，女孩与男孩卷入受欺负事件的频率一样 (Grotpeter & Crick, 1996) 。本研究发现受欺负者男女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受欺负程度和次数男生显著多于女生。受欺负者存在性别差异，表明男生更容易成为欺负行为的对象。
处于青少年期的男生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表现出了与女生的性别差异，男生身体上的攻击性强于女生，这种身体上的攻击性在青少年受到挑衅时尤其容易被激发起来。在学校这个群体中，有一部分男生他们希望获得在群体中地位的承认，他们就会通过欺负弱者，以此来证明自己，增强自信心。且女生较内敛，如果欺负女生，会有很多旁观者制止，这种情况就较少出现了，所以，在此维度上，男女生有较显著的差异。
国内外研究者都认为，受欺负对中小学生抑郁程度有很大影响。但是在这两者之间的存在一个潜在心理过程，受欺负是如何通过这个心理过程来影响抑郁程度的呢? 受欺负是一种负性生活事件，抑郁自尊理论认为自尊作为第三方变量，能够调节负性生活事件对抑郁的效应，低自尊增加了触发抑郁的危险性，而高自尊则是抑郁的一种保护性因素，能够缓冲负性事件诱发抑郁的可能性 (Southall & Roberts, 2002) 。
本研究与该结论相类似，本研究通过几个回归方程的依次检验，发现受欺负的标准回归系数在中介变量抑郁的引入后有所下降，并且几个t检验都显著，表明抑郁的部分中介作用存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49.6%。这说明，一方面，受欺负对抑郁有直接效应，即受欺负的儿童比没有受欺负的儿童抑郁程度要高；另一方面，受欺负通过自尊水平对抑郁程度有间接效应，即受欺负的儿童，自尊水平相对较低，而自尊水平又会影响抑郁程度。
自尊在受欺负与抑郁程度间中介作用的发现还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它告诉研究者，受欺负对学生抑郁程度的影响并不是简单的一对一的关系，中间还有一个漫长的心理过程(例如自尊水平)，抑郁还会受到这个心理过程的影响；此外，这种中介作用的发现将提示学校或其他相关人员在开展受欺负干预工作的同时，还应开展一系列的心理健康活动，配备一定的心理健康辅导老师，对学生进行合理的引导，使学生认清自我的价值，对学生多鼓励，教会学生如何扬长避短，培养积极的心态，促进其自尊水平的不断提高，从而促进其心理的健康发展。
研究显示受欺负者的抑郁程度较高，这一结果与国外的研究一致 (Kaltiala-Heino, Rimpela, Rantanen, & Rimpela, 2000; Kim, Koh, & Leventhal, 2005; Klomek, Marrocco, Kleinman, Schonfeld et al., 2007) 。进一步通过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受欺负对抑郁具有正向的预测作用，即受欺负的学生抑郁程度往往较高。
这一结果表明受欺负程度高的个体倾向于经历更多的抑郁情绪体验，也多倾向于较低的自我概念。究其原因，受欺负学生会受到更多来自言语、身体和关系上的伤害，自卑和绝望的感受便会增加，往往就会以偏颇的眼光来评价自己时，个体的认知就会偏离客观事实，这样的意识一旦形成并概念化，个体在处理各种压力时很难拥有良好的应对方式和归因，继而会产生不自信和失望感，从而表现出了更高的抑郁水平。
1) 初中生受欺负现象较为普遍，受欺负学生的比率高达48.6%。
2) 自尊在初中生受欺负和抑郁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受欺负通过自尊的部分中介效应对抑郁产生作用。
3) 受欺负对抑郁程度具有预测作用。
李亚婧,孔仪然. 初中生受欺负对抑郁的影响——自尊的中介作用 The Impact of Victimization on Depression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Esteem[J]. 心理学进展, 2016, 06(08): 875-883. http://dx.doi.org/10.12677/AP.2016.68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