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语言学的兴起让隐喻经历了认知转向，使学界对隐喻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但却忽视了认知、话语和社会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批评话语分析学者对隐喻隐含的具身认知动机和普遍化倾向提出了质疑 [2] 。此外，Charteris-Black (2004)还观察到概念隐喻与批评性话语分析理论之间存在不相容性。也就是说，特定语境中隐喻选择的动机无法仅仅通过物理词汇的认知语义来解释 [2] 。为了调和理论融合的张力，Charteris-Black (2004)整合了认知语言学、批评性话语分析、语用学等相关理论，提出了批评隐喻分析理论。2004年，Johnathan Charteris-Black提出了批评隐喻分析(Critical Metaphor Analysis)。它是语料库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的结合。国内外许多研究者运用批评隐喻分析理论，对某些语篇中概念隐喻的使用及其概念映射进行分析，旨在揭示其隐含的意图和意识形态。批评隐喻分析主要包括三个步骤，即隐喻识别、隐喻阐释和隐喻解释。隐喻识别的目的在于检查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语义张力；隐喻阐释主要是确定隐喻其背后的认知和语用的关系，隐喻解释侧重于揭示隐喻背后所隐含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3] 。

国外对批评隐喻分析的研究并不少见。总的来说，通过对国外批评隐喻分析的研究进行分析和分类，可以发现国外研究者使用批评隐喻分析框架来分析各种文本和语篇。从发表的文章数量上来看，国外的研究语料可以分为两类。即政治话语和其他。批评隐喻分析视角下研究政治语料的出版物数量居首位。在第一大类下，根据语篇类型可分为两类。第一个子类是新闻。Gonçalves I. (2023)利用批评隐喻分析框架对巴西和英国报纸中的移民隐喻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用于移民的隐喻主要是非人性化的，而国家则被代表为濒危的集装箱或房屋 [4] 。Patterson K.J. (2022)采用批评隐喻分析框架来分析圣战网络杂志中的概念隐喻。结果表明，宗教启发的概念确实有助于作者将他们的信息锚定在一套根深蒂固的权威意识形态上 [5] 。Ming L. (2015)采用批评隐喻分析理论对中国的《中国日报》和美国的《纽约时报》的货币争端隐喻表达进行了分析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虽然在两份报纸中都可以识别出五个主要的隐喻主题，但它们以不同的方式被重新表述，以构建两份报纸的论证立场和意识形态立场 [6] 。第二类是公开演讲。Nartey M. (2018, 2019)使用批评隐喻分析作为理论框架来分析由泛非洲和加纳独立领袖夸梅·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的20次演讲组成的数据集中的概念隐喻 [7] [8] 。研究结果表明，隐喻在政治演讲话语目的的实现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外研究者还对政治话语之外的其他话语进行了批评隐喻分析，如教育话语、经济话语等。但是相比于政治话语的研究而言，其他方面的研究都较少。

国内学者对Charteris-Black在2004年提出的批评隐喻分析很感兴趣。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是从批评隐喻分析理论本身及其应用的探讨出发。在理论研究方面，纪玉华和陈燕(2007)对批评隐喻分析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解释。具体来说，从隐喻的话语模式、隐喻与语用学的关系、隐喻的识别、隐喻的解释等方面进行介绍和解释 [9] 。此外，徐莹，田苗，姚星亮(2013)从理论背景、研究方法、实证研究文本类别等方面综述了国外批评隐喻分析的研究现状，总结了不足，并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启示 [10] 。徐莹，田苗，姚星亮(2013)的不足之一是语料库的选择比较单一，主要是政治文本。张辉，杨艳琴(2019)从研究目的、理论、应用和方法等方面对批判性认知语言学进行了系统的综述，指出多种方法的结合对批判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1] 。夏士周，林正军(2020)回顾了国内现有的批评隐喻分析研究，并参考了国外批评隐喻分析的研究进展，提出了完善现有理论框架、选择不同类型的文本进行分析、探索语料库工具与人工隐喻识别相结合等对国内研究的建议 [12] 。可见，上述学者在批评隐喻分析的介绍、国内外批评隐喻分析研究现状的回顾以及对未来研究的展望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国内的应用研究中，批评隐喻分析框架已经被应用到研究各种类型的语料中。从不同类型的语料的文章的发表数量来看，国内的批评隐喻分析的应用研究可分为两类。即政治话语和其他。与政治话语相关的出版物数量居首位。而且，它还涉及不同的文本类型。因此，批评隐喻分析视角下的政治话语研究可以根据文本类型进一步划分为三个子类。第一个子类别是公开演讲。凤群(2013)收集了里根、克林顿、布什和奥巴马四位美国总统的公开演讲作为语料库，在批评隐喻分析视角下分析了他们各自演讲中的概念隐喻 [13] 。武建国，龚纯，宋玥(2020)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大选前后的四次公开演讲作为语料库进行批评隐喻分析 [14] 。黄一峰，姚艳玲(2021)以安倍晋三2013年至2019年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演讲为语料库，借助批评隐喻分析框架，研究了语料库中隐喻的类型和分布情况 [15] 。第二个子类别是多模态语篇。马廷辉，高原(2020)对100幅关于中美贸易战的政治漫画进行了批评隐喻分析，发现美国社会对贸易冲突表现出坚定的反对和抵制 [16] 。第三个子类别是新闻。孙毅，熊佳腾(2022)借助批评隐喻分析，对《太阳报》脱欧栏目的英国脱欧数据的概念隐喻进行分析，深入探讨了隐喻在英国脱欧政治话语中的作用 [17] 。虽然国内研究者主要是从批评隐喻分析的视角分析政治话语，但也有一些研究涉及到其他方面的话语，如教育话语、健康话语等。

由此可见，国内外有许多学者运用批评隐喻分析理论进行研究，但研究的语料聚焦于政治话语。对其他方面的研究较少。另外，国内外学者多用批评性隐喻框架进行共时研究分析，进行历时研究分析的较少。

隐喻研究在国外有着悠久的历史。总的来说，隐喻的发展经历了修辞学观、语义观和认知观三个阶段。在西方国家，亚里士多德可以说是最早研究隐喻的学者。亚里士多德(1954)认为隐喻是一种修辞手法。他指出明喻和暗喻的区别只在于明喻有“像(like)”或其他类似的词，但本质上明喻和暗喻是相同的 [18] 。继亚里士多德之后，昆提良(Quintilian) (1976)提出了替代理论。替代理论认为，隐喻也是一种通过寻找另一种替代物来表达一种事物的修辞方法 [19] 。1936年，英国文学评论家理查兹(Richards)在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 (《修辞学哲学》)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互动理论”，对传统的隐喻修辞学研究提出了挑战。理查兹(Richards)指出，隐喻是观念之间的相互作用。当人们使用隐喻句子时，他们把两个概念放在一起，代表两件事情。这两种思想相互作用，形成隐喻的意义 [20] 。隐喻的“互动理论”打破了对隐喻的传统理解，使隐喻的研究从修辞学转向认知学。1980年，莱考夫(Lakoff)和约翰逊(Johnson)出版了《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随着《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的出版，隐喻不再仅仅被视为一种修辞现象，而是一种认知工具和活动。隐喻的本质是利用人们熟知、具体的经验去构造陌生、抽象的概念。也就是说，抽象概念是人们借助具体概念和具体经验建构而成的 [1] 。隐喻不仅体现在语言中，也体现在思维和行动中。这本书把隐喻的研究带入了认知语言学的领域。

莱考夫(Lakoff)和约翰逊(Johnson) (1980)将概念隐喻分为实体隐喻、结构隐喻和方位隐喻。就实体隐喻而言，莱考夫(Lakoff)和约翰逊(Johnson)指出，有时候，人们把抽象的概念当作一个实体，目的是为了更方便地思考和推理。这就是实体隐喻。容器隐喻是实体隐喻的典型代表之一。例如，“船进入了我们的视野”是一个实体隐喻。“视野”这个抽象概念被看作是一个容器。就结构隐喻而言，莱考夫(Lakoff)和约翰逊(Johnson)认为，结构隐喻是指人们可以通过一个相对熟悉的具体概念隐喻地构建不熟悉的抽象概念。例如，“辩论是战争”就属于结构隐喻。在这个结构隐喻中，战争域中的“赢”、“输”、“攻”、“守”等许多概念被映射到辩论域中，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辩论”的概念。就方位隐喻而言，莱考夫(Lakoff)和约翰逊(Johnson) (1980)指出，方位隐喻是参照与空间方位相关的概念系统而构建的隐喻概念。他们还指出，这些空间方位的意义来自于我们对自己身体的感知，如，多是上，少是下。除了将概念隐喻分为实体隐喻、结构隐喻和方位隐喻，Lakoff和Johnson还阐述了概念隐喻的工作机制。莱考夫(Lakoff)和约翰逊(Johnson) (1980)认为，概念隐喻的工作机制是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系统的跨域映射。一般来说，源领域是一个熟悉的、具体的概念，而目标领域是一个陌生的、抽象的概念。映射是一组对应关系，根据这些对应关系，源域的特征系统地对应于目标域的特征(Lakoff & Johnson, 1993)。这些对应关系可以使我们更容易理解相对抽象和复杂的概念 [21] 。

自从隐喻被视为一种认知工具和活动以来，国内外大量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从各个角度对隐喻进行了研究。

国外对认知隐喻的研究起步较早，总的来说，国外学者对认知隐喻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理论的细致探讨，二是认知隐喻的应用研究，三是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就隐喻的理论研究而言，国外学者多是集中在概念隐喻、概念整合、多模态隐喻、语法隐喻等这些方面。二是应用研究，隐喻的应用研究主题非常丰富。如，Efeoğlu Özcan, E. (2022)探讨并讨论了土耳其大国民议会的政治掌权者在构建COVID-19疫情时如何使用概念隐喻。研究结果表明，危机话语中的概念隐喻是影响公众舆论的重要工具 [22] 。Karatay H.，Kartallıoğlu N.，Zorpuzan S.S. & Tezel K.V. (2022)研究了概念隐喻理论对习语教学的影响。研究发现，以该理论为基础的教学活动使学生更容易学习习语，并增加了学生对习语的记忆 [23] 。Zhang C. & Lin Z. (2023)利用批评隐喻分析的理论框架，对新华社和《人民日报》156篇与COVID-19相关的文章中的概念隐喻进行了分析，旨在揭示新闻报道和社论中如何利用战争、象棋和考试隐喻、国家拟人化和转喻来达到目的 [24] 。Zibin A (2022)以概念隐喻理论和多模态隐喻理论为理论框架，探讨了80幅与新冠相关的漫画中的单模态和多模态隐喻。研究结果揭示了文化在漫画中单模态和多模态隐喻的形成中所起的作用 [25] 。就研究方法上而言，国外学者大量使用语料库、ERP等方法进行研究。

与国外的隐喻研究相比，国内的隐喻研究起步较晚。最初，国内一些学者将隐喻的相关理论引入中国。例如，刘宁生(1992)翻译了莱考夫(Lakoff)和约翰逊(Johnson)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 [26] 。林书武(1997)对国外隐喻研究进行了综述，特别是隐喻的成因、隐喻的认知功能和莱考夫(Lakoff)和约翰逊(Johnson)的创新 [27] 。束定芳(2003)在总结西方隐喻理论的基础上，对隐喻的成因、机制、特征、功能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 [28] 。这些对西方隐喻研究的介绍为随后的国内隐喻研究铺平了道路。概念隐喻传入中国后，隐喻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对西方隐喻理论的详细探讨。另外一类是隐喻的应用研究。在第一类研究中，姚婵莉(2005)从本质、功能和作用机制三个方面对修辞隐喻、认知隐喻和语法隐喻进行了比较 [29] 。陈朗(2022)通过对MIP和MIPVU的隐喻识别过程的介绍和分析，介绍了隐喻识别的具体方法和关键要素。并阐明了两种方法的异同、相关性和方法论价值 [30] 。在隐喻的应用方面，国内学者在国家形象建构、翻译、英语教学、中医等各个领域对隐喻进行了研究。刘曼(2022)以《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海报为语料库，研究了疫情防控的多模态隐喻类型、话语特征以及这些隐喻所构建的国家形象。研究结果表明，这些隐喻塑造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31] 。高巍，孙凤兰(2020)以《时间简史》中英文平行文本为语料库，研究隐喻在科技话语建构和理解中的作用 [32] 。孙岚(2015)从词汇学习、句子表达多样性和语篇连贯等方面探讨了隐喻在英语教学中的重要性 [33] 。刘庆华、贾春华(2022)利用CiteSpace可视化软件对中医隐喻的研究现状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表明，认知隐喻为中医理论的解构提供了新的范式 [34] 。

虽然国内隐喻研究发展迅速，但与国外的隐喻研究相比，还存在一些不足。首先，目前国内学者主要是引进国外的隐喻理论，理论研究上的突破较少，隐喻理论的研究范围较窄。国内学者需要对隐喻理论进行更多的研究，加快隐喻理论的创新。其次，在隐喻应用研究方面，国内外隐喻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这是因为隐喻研究在中国起步较晚。

国外对于新冠肺炎疫情的隐喻分析涉及很多方面和很多角度。Çolak F.Ü. (2022)采用现象学方法，研究社交媒体用户对COVID-19一词的隐喻认知。研究发现，几乎所有的隐喻都将新冠归于负面意义 [35] 。Da’as R.，Qadach M. & Schechter C. (2023)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探讨了42名以色列阿拉伯和犹太中学校长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时对其领导角色的解释并探讨了他们使用的隐喻。该研究扩展了目前有限的关于危机时期校长如何解释其角色的知识 [36] 。Gök A. & Kara A. (2021)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通过隐喻分析调查2019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期间土耳其居民的看法 [37] 。Wang V.X.，Chen X.，Lim L. & Huang C. (2023)以澳门一家主要传统新闻媒体《澳门日报》中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为研究对象，旨在调查其在报道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时所使用的隐喻及其功能。研究发现，战争隐喻传达的主题包括描述形势的严重性、传达抗疫措施、敦促群众参与抗疫努力 [38] 。Xu Q. (2023) 运用批评隐喻分析理论和隐喻识别程序MIPVU (Metaphor Identification Procedure VU)对社交媒体平台(特别是Twitter和微博)衍生的中英文与新冠相关的隐喻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结果揭示了英汉语篇中隐喻的共性和区别 [39] 。Zhang C. & Lin Z. (2023)以批评隐喻分析为理论框架，对新华社和《人民日报》2020年1月22日至2020年2月13日的156篇文章进行分析。研究了在新闻报道和社论中如何利用战争、象棋和考试隐喻、民族拟人化和转喻(即部分代表整体)来达到目的 [24] 。

总的来说，国内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隐喻分析主要集中于新冠肺炎疫情新闻报道。国内关于新冠肺炎疫情新闻报道的概念隐喻分析主要包括两方面的研究，一是单模态研究，即研究只涉及文本研究，二是多模态研究。就文本研究而言，一些国内学者借助隐喻理论，阐述新冠肺炎新闻报道中涉及的主体隐喻。另外一些国内学者聚焦于新冠肺炎疫情新闻报道中的战争隐喻。张薇，汪少华(2020)运用认知语言学中的架构理论和刻意隐喻理论对《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新闻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中涉及新冠肺炎疫情的新闻报道进行隐喻的定量和定性分析，研究发现，这些报道凸显了战争、比赛、教育、团结、激励、合作架构，并且运用了“疫情防控是战争”“疫情防控是比赛”“疫情防控是大考”这一系列刻意隐喻 [40] 。戴亚红，郭颖(2020)研究了西方媒体报道中战争隐喻的架构并讨论了战争隐喻的局限性 [41] 。李雪，张鑫(2020)在概念隐喻理论的指导下，结合文化语境，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中的隐喻进行了解读。研究发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主要涉及战争隐喻、人体隐喻、旅行隐喻、考试隐喻，而这些隐喻在中国文化中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能让读者更加深入地了解此次抗疫历程 [42] 。吴凌云，沈莹(2020)以批评隐喻分析框架为基础，对《纽约时报》中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4月20日35篇主题为新冠肺炎疫情的新闻报道的隐喻框架及所表达的话语功能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在《纽约时报》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主要的隐喻类型有战争隐喻、犯罪隐喻、自然灾害隐喻等 [43] 。卢艳(2022)首先从中国日报(China Daily)网页版搜集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新闻报道并下载。其次，运用Pragglejaz Group的MIP (Metaphor Identification Procedures)隐喻识别程序对搜集到的语料进行分析，并进一步运用Antconc软件得出频次较高的隐喻类型。最后，借助批评隐喻分析框架，对频次较高的隐喻类型逐一分析。研究发现，这些隐喻的使用一方面可以让民众对新冠肺炎疫情有更深一步的了解，另一方面，这些隐喻可以提振民众的抗疫热情和信心 [44] 。国内还有部分学者聚焦于新冠报道中的战争隐喻。李伟(2020)以概念隐喻理论框架为基础，仔细分析了新冠肺炎疫情媒体话语中的“战争隐喻”的映射细节和语义表征。另外，研究还发现，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战争隐喻”的构建与民族的文化传统具有连贯性，凸显了民族特有的抗战文化心理 [45] 。司建国(2021)自建《深圳特区报》小型语料库并从认知隐喻角度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战争隐喻最为频繁，另外，司建国(2021)在该文中还阐释了为何战争隐喻占据主流 [46] 。桂丽丽(2022)借助批评隐喻分析框架，深入剖析新冠肺炎疫情初期美国《纽约时报》中跟疫情有关的主题报道中的战争隐喻，旨在挖掘新闻话语中隐含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47] 。袁红梅，汪少华(2022)对2020年1月22日至2月29日美国主流媒体涉华新冠疫情新闻评论的标题进行批评隐喻分析。研究发现，只有极少数概念隐喻以比较客观的态度建构了全球疫情现实。剩余的绝大部分隐喻都是以污名化中国为主要目标 [48] 。

多模态隐喻指目标域和源域分别用不同模态表征的隐喻 [49] 。新闻报道和漫画结合产生新闻漫画，新闻漫画重点在于关注社会热点话题，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广泛使用多模态隐喻。邹幸居，刘兰辉(2023)以从中国新闻漫画网中下载的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1550幅漫画为研究对象，探讨漫画中单个场景是如何通过场景内部元素的动态整合构成微叙事的，以及多个多模态隐喻情节是如何联动构建连贯隐喻叙事的 [50] 。李明明，孙毅(2023)以从美国权威政治漫画网站中收集的89幅绘有新冠肺炎病毒的漫画为研究对象，借助批评隐喻分析框架和视觉隐喻识别程序VISMIP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政治漫画背后藏匿着个人主义价值观和霸权主义政治意识形态 [51] 。张晓雪，郭松(2022)以概念隐喻和架构理论为基础，以184幅“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主题的新闻漫画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系统的多模态隐喻分析 [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