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随父从军
袁保恒(1826~1878)，字小午，号筱坞，河南项城人，是袁甲三的长子，袁世凯的叔父。袁保恒的家庭和大多数中国传统家庭相同，仍是以耕读传家。根据记载，袁保恒的曾祖父袁九芝并无任何功名，只是以“谦和忍让”为乡邻所称道，并为袁家“拓田三顷余”，而此时袁家的活动范围大概也不出项城一隅 [1] 。到了袁保恒之父袁甲三这一代，先是甲三因“教授里中，远近来学者多高材生，礼法秩然”，在乡里声名鹊起，甚至连县令都要亲自登门拜访。甲三之兄、保恒之叔袁树三更是受到上宪器重，负责修筑因黄河决口而崩坏的开封城墙 [1] 。袁家的影响力此时也不再局限于项城，扩展至省城。道光十五年(1835)，袁甲三通过科举制这一渠道成进士，以主事用分礼部，由此得以参预国事，项城袁家更是成为当地的望族。袁保恒的童年生涯可以说正处在袁家事业的上升期，但家风不堕，生母、继母都对其管教颇严，常常是“五鼓促起使入学”，若“与村儿嬉戏，则责而笞之”，袁保恒日后对于两位母亲的教导亦是感慨甚深 [2] 。
袁保恒幼年时曾就读于家塾。项城本地的学风并非考据一流，而是更偏重儒学中的义理一脉。据县志中称：
乾嘉以来，樊圣传先生以朴学纯儒引掖后进，津逮甚广。天才秀异之士得其指授，即可超轶等辈。同光两朝人材蔚起，科甲亦鼎盛，皆乡前辈教泽之遗也 [1] 。
“樊圣传”是樊执中，字圣传。樊执中究心濂洛关闽之学，曾通过汤斌的曾孙汤大山得读孙奇逢、汤斌等理学大儒之书，教人亦以“践履笃实、忠惠廉洁”为主，还曾一读主讲项城莲溪书院 [1] 。樊虽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去世，但县志称其“津逮甚广”，且下溯至同光两朝，看来影响仍在。曾和袁保恒共同受学的从兄袁保庆亦是喜宋儒以来性理诸书，二人间还经常切磋问难。袁保恒的求学经历与道光年间理学复起、讲求“经世致用”的风气相吻合，益使其为学不喜诗赋，所讲求的无非正身经世之大端，要以实心行实事。
道光三十年，袁保恒成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此榜虽不如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科人才之盛，但尚有孙衣言、俞樾二位大儒。咸丰二年(1852)散馆，授编修。此时，起于广西的太平天国已经突破清军的层层封锁，一路势如破竹，攻入湖南。留心时务的袁保恒自然对此十分关注，他痛感清政府的武备废弛，将不知兵，虽是文人，却“日取戚氏兵书读之”，以建功立业自期。咸丰三年正月，袁甲三随工部侍郎吕贤基赴安徽“帮同办理”团练事宜，旋因前任漕运总督周天爵病逝，甲三代领其众，而大约就在此时，袁保恒随父从军，可谓得偿夙愿 [3] 。
袁保恒入甲三军营后，先与捻军战于翟村、白龙涡，继于太和大破孙葵心一股 [4] 。因作战奋勇，得赏侍讲衔、花翎 [5] 。虽于咸丰九年一度回京供职，但不久便再赴临淮军营，并接连攻克怀远、定远等城 [6] 。袁保恒以文臣而习武事，又屡立战功，自然会受到各方的关注。九年回京时，朝中诸臣就对他“叠有陈奏，谬加推奖”，甚至有人谓其可以继武甲三 [4] 。此次克复定远，使得袁保恒的政治地位进一步提升。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十日，袁保恒先是得到“遇有翰詹衙门应升缺出开列在前”的奖励，随后跳过六品的左右中允、赞赏，于同治元年五月直接升至从五品的翰林院侍讲，继转侍读，闰八月又迁正五品的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速度不可谓不快 [7] 。当袁甲三因病请求开缺时，清廷则命袁保恒仍留营，归安徽巡抚李续宜调遣 [8] 。盖因袁保恒在皖北征战多年，熟悉敌情地势，临淮军将领非其旧部便为旧识，以袁辅李，可以使李续宜顺利接统临淮军，对于稳定整个皖北局势亦有裨助。可以说，此道谕旨是对他能力的一种认可。但因丁母忧，袁保恒遂于同治元年(1862)九月二十九日随父回籍 [8] 。
同治二年春，苗沛霖复叛，怀远、寿州相继失陷，豫东告急，河南又素乏将才，拥有统兵经历的袁保恒再次吸引了各方的注意。同治二年三月十九日，河南巡抚张之万上奏，奏调袁保恒赴营“襄理军务”，并打算将袁甲三回籍时所带的马、步千人交由袁保恒统带，即是要让他“夺情”了 [3] 。在清代，臣子因兵革而夺情的例子颇多，河南军情又确属紧急，清廷一开始同意了张之万的请求，命袁保恒“统率旧部，赴营助剿” [8] 。但毕竟夺情一事关系匪轻，且不征询袁甲三的意见便径行下旨究属不妥，清廷便于四月初七日再发谕旨，将袁保恒的去向交由袁甲三“酌定” [8] 。
袁甲三此时在籍办理团练，身患重病，“接见绅耆言语稍多便觉气喘”，陈州又无重兵驻守，门户洞开，他认为袁保恒万难远离，应“暂驻陈郡”，“藉以定人心而作民气” [7] 。袁保恒本人亦于四月二十六日上折，反对夺情：
臣愚以为墨绖从戎虽自古已然，然必其人现统全军，独当一面，任当责重，难为替人，其去就关系时势之安危，乃可云舍经从权。若不过寻常差遣之员，偏裨之任，而皆援金革勿避之例，于情于理终觉未安。臣母丧未及期年，柩犹停奉寺中，未谋窀穸。臣自揣□望与所处时势，非必可少之人，无端自夺其情，何忍出此。且臣父之病扶掖需人，饮食医药皆臣亲为料理。臣弟仍弱，侍父日浅臣有万难远离者 [3] 。
在袁甲三父子强烈的反对下，清廷虽同意袁保恒留驻陈郡，“一时暂缓前赴军营”，但仍强调现在非拘守常例之时，日后“各路如有应行调遣之处，亦应力图报效”，为袁将来的复出留一活笔 [8] 。不幸的是，袁甲三于该年七月逝世，袁保恒母亡未久又遭父丧，宦情顿减。苗沛霖于该年底被僧格林沁部平定，皖北肃清，河南的军事压力相应减轻，亦无袁保恒活动的空间。袁得以一遂初志，继续守制。
2. 上书言事
袁保恒少年科第，素负经世之志，所得保奖又大半出自圣心，可谓特达主知。这使得他遇事敢于直抒己见，但视事太易，行为举措不免激越。在皖北刚刚平定不久，袁保恒便通过河南巡抚张之万代递《敬陈皖北善后事宜折》折，列举了八条在善后中应注意的事项 [9] 。清廷将此折交由两江总督曾国藩、安徽巡抚乔松年议复 [8] 。一年过后，袁仍未看到各督抚的议复，心急之下，于同治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擅用陕州印信上《条陈屯田事宜片》，片中甚至有屯田事宜“非笔墨所能详，亦非旦夕所能定”，希望自己能“躬诣京师”，“与在廷诸臣当面筹商”等语，难免会让人怀疑他有所希冀，存奔竞之心 [9] 。清廷就表示袁保恒此举“实属自信过深，冒昧从事，不谙体制”，将此事交由吏部议处 [8] 。
同治四年正月二十一日，吏部就袁保恒的处分提出处理意见：
应请将前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袁保恒比照官员妄行条奏降一级调用例，议以降一级调用，系公罪，例准抵消。可否准其抵消之处，恭候钦定 [3] 。
吏部将此事定性为“公罪”，并未追究袁个人的私德，尤其是公罪还“例准抵消”，看来吏部并无穷治之意，打算对袁网开一面。在清代，丁忧官员连地方公事都禁止干预，按袁保恒的说法，他更是打算与闻国事，还主动请缨赴京，吏部仅仅以“公罪”含混处之，自然难以服众。就在同一天，福建道监察御史张观钧不知从何种渠道提前知晓吏部的意向，上折称：
窃臣闻丁忧庶子袁保恒因妄行陈奏屯政，钦奉谕旨交部议处。查该庶子籍隶河南，丁忧后应行回籍守制。向来守制人员不准干预公事，例禁綦严。乃该庶子忽而擅发驿递，陈奏屯政，其条陈事件迹近为公，而恐系藉此意图干进。况人子居丧读礼之余，思亲之不暇，何虑及此，闻之殊堪诧异。古云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彼不能尽其孝思而妄行干预公事者，其孝尚可问耶？其忠又可侍耶？且闻原折内尚有欲来京与廷臣面商之词，其妄自尊大，语涉轻狂，已可概见 [3] 。
和吏部的处理意见相反，张观钧集中攻击袁保恒的私德，同时将矛头指向吏部，称其舍重从轻，日后流弊滋多，对袁应按照“无言责官员将公事妄行具奏者，降二级调用公罪”例议处。其实，袁保恒官至正五品京堂，例有奏事之权，虽处丁忧期间，仍可由他人代递折子，并非所谓的无言责官员。此前的《敬陈皖北善后事宜折》便是由张之万代递，并未引发什么事端，清廷还将此折交由相关督抚议复。袁保恒的问题乃在于以丁忧之身干预朝政，还不按惯例，擅发驿递。吏部便于二十七日的复奏中指出张观钧所引例文的不当之处，并且反戈一击，称张在吏部“甫经具奏”，尚未奉旨之时，便“遽行援引例文，同日具奏”，亦是“与体制不符”之举 [3] 。清廷最终则依照吏部原议，将袁保恒“降一级调用”，对张观钧的做法也未予追究，而为了平息清议，不准袁抵销 [8] 。袁保恒最后能得到如此处置，可能与当时的军机大臣李棠阶有关，因李与袁不仅有同乡之谊，且和保恒之父甲三为数十年旧交 [10] 。
朝廷对袁“一再施恩”，袁保恒“感激涕零”，但他并未有所收敛，在给枢臣的私信中，袁保恒仍就曾国藩的剿捻策略发表意见 [9] 。李棠阶在接到信后，虽称赞其言“尤为明切”，亦劝他要学会“敛才约己，藏器待时” [10] 。该年九月，袁保恒丁忧起复后，依旧故态，屡上封奏，其中还牵扯到朝中重大的人事调动。
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一日，因曾国藩剿捻无功，清廷改命李鸿章出任钦差大臣，负责军务，曾国藩则回任两江，负责后路事宜 [8] 。为后生辈筹粮筹饷，曾心理上一时难以接受，遂坚辞拒绝回任两江，并表示自己可以“以散员留营帮同办理” [11] 。但以曾国藩之“素著威望”，若他在营，继任者岂能大展拳脚。在清廷的连番催促下，曾国藩的态度有所松动，虽接任督篆，可仍要驻扎徐州，“为李鸿章后劲之助” [11] 。随后，李鸿章、丁日昌等人不断地向曾“陈情说礼” [11] ，曾国藩遂同意回驻金陵，不过打算三个月后“再行专疏奏请开缺” [11] 。就在曾国藩进退失据之时，同治六年二月十五日，袁保恒上《端本至计折》，为曾谋出路。折中称：
窃闻大学士曾国藩在宣宗时即为学者所宗，仰其德性之坚定，风裁之峻整，懔然不可亵慢。年来勋业盛著特其余事，而戎马之中不废讲学，造诣日益精进。若蒙特简，令其入赞讲帷，必能辅翼圣德。或疑两江重任非该大学士不可，臣愚以为论人才则两江易得而讲帷难求，论本末则圣学宜先而两江为后。若与现任封圻中酌量更调，该大学士非必不可移动。况以两江繁剧而令以病体当之，设有贻误，亦非两全之道。若得专心侍学，每日讲学不过数时，退食从容仍可静摄，既以示圣主体念劳臣之意，又于圣学大有裨益，似为一举三善 [9] 。
从文意上看是要让曾出任帝师，但让号称“中兴名臣之首”的曾国藩只是“每日讲学不过数时”，未免大材小用。袁保恒的真正意图乃是以“入赞讲帷”为曾将来入枢之渐，毕竟军机中李鸿藻的位置一时还无人接替。袁保恒此折是否有他人授意不得而知，不过袁、曾关系确实非同一般。袁保恒的父亲袁甲三与曾国藩皆于道光十四年中举，系属同年，且二人“投分最早，相知颇深” [11] 。袁甲三去世后，曾国藩不仅为他撰写墓表，还奏请为其建立临淮专祀 [11] 。曾国藩对故人之子也很是欣赏，称袁保恒“久侍帷幄，具得韬钤心传”，希望他将来能“宣力戎旃”，“成先人未竟之志” [11] 。曾在查办河南巡抚吴昌寿被参案时，还咨询袁保恒以了解河南宦情 [11] 。袁保恒则在曾国藩入豫时，表示愿意让出新屋由曾居住 [11] 。双方关系十分和谐。曾能否入枢姑且不论，若真能“入赞讲帷”，对曾国藩个人而言确属位望兼隆，但这势必导致两江无人镇守，李鸿章的军饷无法得到保障，进而影响到整个剿捻大局。清廷根本不会同意袁保恒的建议。
随后，袁保恒又多次就军务问题上折，清廷对此都没有什么表示。袁保恒不能“一展长才”，且起复后已一年有余，仍属候补官，未能补上实缺，心情十分烦闷。从兄袁保庆便劝他：
弟此时既未补缺，则犹是闲人，正是养晦之时，若多言则不知者将以为炫长逞才也，只可静守以待耳。人生皆有命定，不能勉强，惟顺其自然可也 [12] 。
袁保恒接到此信后，似有所悔悟，表示自己“不愿多言”，令袁保庆十分高兴。但都中此时已有人议论袁保恒的所作所为“非抱道自重之义”，故仍不忘叮嘱他“斯时只可缄默养望，以俟上下交孚”，勿再生事 [12] 。
同治六年底，西捻军乘黄河结冰之时，突破左宗棠的防线，由晋入直，旋又窜扰山东。近畿一带军务方兴，袁保恒认识到机会已来，便于同治七年四月十三日毛遂自荐，陈请“效力戎行” [9] 。为了尽快平定捻军，清廷此次对袁的请求终于有所回应，命他赴“赴钦差大臣李鸿章军营，听候差委” [8] 。李鸿章则于闰四月二十日命袁保恒充当全军翼长，负责“联络诸军，妥筹防剿” [13] 。袁保恒入李鸿章军营仅仅一个月，李便对他委以重任，并夸袁“甚有阅历，军情贼势亦甚了亮，能顾大局也” [13] 。这一方面是因为二人本属世交，李鸿章亦曾于咸丰三年随吕贤基赴安徽办团练，得以结识袁甲三，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李鸿章看中了袁保恒自身的人脉。此时负责剿捻的部队除了湘、淮军外，尚有宋庆、张曜的豫军，郭宝昌、程文炳的皖军。宋庆、郭宝昌、程文炳三人皆出身于临淮军，为袁甲三旧部，张曜虽和袁甲三无直接统属关系，但长期在豫活动，和袁家当有所交往。李鸿章欲通过袁保恒的关系来调控各方军队，以便协同作战。
对于袁保恒此次出山，袁家人颇为看重。袁保龄(保恒之弟)便建议他要召集“旧日部将之愍勇知忠义者”，“以壮爪牙” [12] 。袁保庆则为了弟弟能成大功，不顾将来赔累，竭力为其办粮 [12] 。不过袁保恒的运气不太好，西捻军于同治七年六月底便被彻底平定，袁并未立下显赫战功，但通过李鸿章的关系，仍得以开复之前的降调处分，恢复原职，还得到了“三品衔”的奖励 [13] 。
3. 袁保恒赴陕
同治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李鸿章上《张总愚全股荡平折》 [13] ，这标志着历时多年的捻军起义终于被清政府彻底平定。至此中原肃清，接下来要处理的问题便是如何安置聚集在直隶、山东一带的大批勇营。为此，袁保恒称：
现在西路用兵，地广贼众，左宗棠现兵深恐不足制贼死命，若议添募又须增饷，似不如就此素练之兵现有之饷，各省抽调若干，使赴西路助剿，两有裨益 [9] 。
袁保恒的看法在当时很普遍，清廷就曾屡次下旨，要求李鸿章加派淮军赴陕。这样既可以携新胜之威以一举平定陕甘，而将勇营驱之入西，也可防止兵勇裁撤后，在畿辅之地生事，扰乱社会秩序。这是在目前能见到的史料中，袁保恒首此就西征事务发表意见。
八月二十一日，清廷命袁保恒“赴陕甘军营，交钦差大臣左宗棠差委” [8] 。左宗棠似未想到清廷会主动将身为“侍从近臣”的袁保恒交由自己调遣，故对于如何安置袁保恒，左宗棠确是颇费思量。九月二十四日，左宗棠在《复陈防剿事宜折》中称：
三品衔候补翰林院侍讲学士袁保恒，曾为臣言，伊故父袁甲三旧部并隶李鸿章，中多可用者。意欲于淮军中选募成军，自当一路。臣甚壮之。该员现在都寓，可否敕下袁保恒，令其赴淮选募成军，克期入晋，径驻归化城，作为游剿之师，相机截击，于大局实有裨益。所有该军饷需，自应由李鸿章宽为筹备。李鸿章如赴新任，应为酌定的饷，源源筹解，方无掣肘之虞。并请敕下李鸿章妥为筹画。山西塞外有此一军，局势庶臻严密 [14] 。
左愿意让袁独领一军，乍看下似有借重之意。但照他的说法，袁保恒之部伍选自淮军，饷银由李鸿章“宽为筹备”，遇有事务会同定安具奏，则所谓“差委”将成空名，许多事务左宗棠自己并不需要负责，还可借袁来推掉晋省防务事宜。而且，将袁保恒安置在自己并不看重的后路，也是对他不信任的表现。清廷也看出了左宗棠欲推卸晋省军务的意图，强调绥远、归化等地防务仍需由“左宗棠会商定安等严密防维，妥为布置”，“该大臣请饬袁保恒选募淮军，径驻归化，并令其会同定安奏事之处，均毋庸议” [8] 。
袁保恒本人对此又是什么态度呢？《袁氏家书》中收有一通袁保恒作于该年十月十八日的信札，收信人为袁保庆、袁保龄，对于了解袁保恒的看法及心态颇有助益。兹引于下：
获鹿途次接左帅咨送奏稿，本非我意，辗转筹思，拟即奉旨允准亦必剴切自陈，力辞此任，恐朝廷疑此意出之自我，疑为躁进，且归化城平沙大漠，利马不利步，而边地苦寒，亦非内地勇所能忍受也。幸于小山年伯处读左帅咨，知未能俯从，然我心跡不可不辩，上枢廷诸老书阅后如无触犯时忌处即为代投李师傅处，或抄稿送看，俾知原委(如已出而任事，亦当照缮一函为宜，上称夫子，下称门生，从二兄也)……小山丈非不见爱，非不关切，第于谨守疆域之外无远志，且军事阅历太浅，胸无全局，斤斤惜饷，非可与有为者。如在此停顿，无可展布，正如逸少所云“学卫夫人书，徒费日月”，是以决计不留，非但如二兄所虑也。左帅虽然难浃洽，然却是大刀阔斧，似亦非不见用者 [12] 。
根据此信，袁保恒得知左宗棠的奏稿是在赴晋途中，当时尚不知清廷已经拒绝此议。但他对左宗棠的举措亦不满意，担心自己被人视为躁进之徒，打算即使清廷允准也要“力辞此任”。和之前相比，此时的袁保恒处事确已低调许多。“上枢廷诸老书”具体内容不详，应是辩明心跡之作。“李师傅”指李鸿藻，此时已起复，重入军机。之所以要“代投李师傅处”，除了和李所处的地位有关外，袁、李之间亦颇有渊源。袁保恒道光三十年殿试的读卷官为祁寯藻、杜受田，祁、杜又皆为李的业师 [15] ，袁保庆、袁保龄则为李鸿藻在河南学政任上所拔取 [15] ，故袁保恒对李要“上称夫子，下称门生”。“小山丈”指当时的山西巡抚郑敦谨，字小山，道光十五年进士，也是袁甲三的同年。看来郑敦谨此时有意留袁保恒在晋办理军务。不过袁保恒对这位“年伯”评价不高，认为他胸无大志，办事斤斤计较，自己若滞留晋省是“徒费日月”，将来的发展空间并不大，倒是对左宗棠观感甚佳，称赞他办事果决，有魄力。不过考虑到左宗棠不易共事，“难浃洽”，袁保恒还是致书左宗棠，表明自己只欲在其脚下盘旋，绝无独树一帜之念，“不敢妄希荣宠，自速咎戾” [9] ，以释左之疑。此外，袁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十分强调自己的身份——“系归季帅差遣之人” [9] 。可以说，此时的袁保恒是铁了心要跟随左宗棠的。
袁保恒于十月二十日从太原启程，十一月初六日抵达西安，十一日搬到西关外大营 [12] 。袁保恒深自谦㧑的姿态使得左宗棠对他的看法发生转变，对袁不仅是“脱然畦封，爱如子弟” [12] ，还打算予以重用。同治八年正月三十日，左宗棠奏请袁保恒督办西征粮台，得旨允准 [14] 。左在给李鸿章的信中亦极力表扬袁，称其“志在匡时，简总糈台，实赖匡救” [14] 。
袁保恒勇于任事，素以豪杰自命，此次总理西征粮台，有机会施展抱负，意兴之盛自不待言。李鸿章称他“以酂侯(萧何)自任”固属讽刺之语，但亦从侧面反映出袁保恒此时的心态 [13] 。
4. 结语
通过对袁保恒早年经历的梳理，可以发现袁虽是文人，却以武事自显。早年随父亲袁甲三剿捻，屡立战功，继而特达主知，由七品的翰林院编修迅速升至正五品的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虽一度因擅递奏折遭到处分，但于同治七年四月入李鸿章军营，充当全军翼长，得以开复降调处分，恢复原职，还得到了三品衔的奖励。晚清向以宦途拥挤著称，士人若不通过参与军务、办理洋务、赈灾、河工等事谋得大员的保举，即便是科甲出身者，恐怕也难以致身通显，袁保恒的履历恰印证了这一点。有趣的是，袁保恒中进士、入翰林，但他对自己的体认并非要读书明理，而是汲汲于建功立业，还多次流露出想自领一军的倾向。另外，袁保恒与曾国藩、李鸿章皆属世交，出入于湘、淮之间，在中枢又有李棠阶、李鸿藻、毛昶熙的支持，宋庆、张曜、郭宝昌等人非其旧部便属故交，人脉网络相当宽广，这是他仕途顺遂的重要原因。而袁世凯正是在先人的人脉基础上，才能够脱颖而出。